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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划时代的新书——Magnum Contact Sheets——是一笔前所未有的财富，它展现了世界著名摄影师们拍摄的当代许多形象的、历史上著名影像背后的真相和故事以及这些影像的创作历程。用马丁?帕尔的话来说，这本书也是摄影联系和交流的墓志铭，因为它标志着模拟纪元的结束，数码时代的来临。该书也使读者能够深刻理解和评价照片背后的故事以及照片的剪辑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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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双冠抢购 Koudelka: Gypsies 寇德卡《吉普赛人》20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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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普赛人与共产主义的“城堡”——闲说新版的寇德卡摄影集《吉普赛人》

2011年末，寇德卡的著名摄影集《吉普赛人》（Gypsies）新版问世，不知他心情如何。1975年，这本书在巴黎出第一版时，寇大叔心里很是不爽：“以前，这些照片只有我自己、朋友和选择过的人才能看到，现在你只要有钱，就随便看了。拿着这本书，我感觉就像和一个妓女在一起。”

当时的寇大叔还没有名动江湖，一个人当“巴漂”（漂在北京叫“北漂”，漂在巴黎当可称“巴漂”），那些吉普赛人的照片于他情若女友，与自己卿卿我我可矣，与他人分享则罢。寇大叔一生对外界所求甚少，这种人的内心世界不是白练秋江就是残阳瑟瑟，十分自恋；当然，如果控制力不够，往往发酵为“闷骚”。

寇大叔对拍摄吉普赛人的事儿讲得很少，自己喜欢吉普赛人的音乐，去他们家里采风，后来也就拍起来了，听上去特艺术，特纯洁，与当时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历史、政治一点关系都没有。但艺术家不可能脱离自己的视界和社会——历史语境，如果把《吉普赛人》放回到捷克斯洛伐克的1960年代，就会发现这群社会边缘人身上，深刻地烙印着、映射着这个国家的历史问题、政治问题和艺术问题：历史问题是吉普赛人与捷克斯洛伐克这片土地的千年纠结，政治问题是195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对吉普赛人的社会主义改造及其“政治自由化”，艺术问题则是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方法的挑战。

历史——政治问题。1962年，当寇大叔开始拍吉普赛人时，吉普赛人与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关系正十分纠结。简单说吧，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吉普赛大国”，吉普赛人源于印度的罗姆部落，千余年前迁移散居于欧洲各地，历史上一直作为欧洲国家的边缘人群而生活于歧视之中。“二战”期间与同性恋者、犹太人、流浪汉等一起被纳粹在集中营消灭了几十万。到1960年代，在捷克斯洛伐克，吉普赛人是除了捷克人、斯洛伐克人之外最大的少数民族，人口超过20万，① 主要生活在城镇周围，靠打零工、摆小摊、卖卖工艺品和算命、表演小戏法为生。但问题是，捷克斯洛伐克是社会主义国家，1950年代的社会主义阵营在苏联老大哥带领下，有个实现共产主义的时间表；而实现共产主义，当然是全体人民在某一天早上六点钟，一起迈进美好明天，不能将吉普赛人单独留下，那太自私了，而且有违圣训：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于是政府决定在奔向共产主义的时候，带吉普赛人一起走，给他们盖了排房，建起吉普赛社区；吉普赛青年参军背上了钢枪，吉普赛兄弟走进工厂当起了工人，吉普赛姐妹到商店当上了售货员，吉普赛儿童走进宽敞明亮的教室，与其他儿童一起学习……看上去一切都十分美好：被歧视了千余年的吉普赛人，正作为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一部分，向共产主义飞奔！

1955年，捷克斯洛伐克有一部电影很轰动，叫《我的朋友吉普赛人》（Muj pritel Fabian, 导演Jiri Weiss），说的就是这事儿。

但遗憾的是，这次吉普赛人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成功。“我的朋友”不习惯踏着钟点走进工厂，吉普赛女郎在商店里想唱就唱想跳就跳想吃就吃，就是不好好为人民服务。到1960年代初，轰轰烈烈的改造吉普赛人的工作就停止了，被另一项工作取代，那就是对吉普赛人的迁移和遣散。政府准备改造他们的时候，称他们为“有各种恶劣生活习惯的古老原始的吉普赛人”，改造方式十分生硬：人口登记、半军事化式的快速集中定点居住、没收私有财产（其实也没有什么私有财产，主要是大篷车之类）、马匹杀掉、传统节日取消……现在改造不成功，政府的迁移和遣散计划也很无情，直接将他们从大城市周围遣送到伯希米亚、摩罗维亚地区的小村镇。这时政府遭遇经济困难，地方上在接纳新移民时十分勉强，居民点建设很慢，甚至连厕所和水井都不够用，平均200人才能有一口水井和一个公厕；而在这里，吉普赛人谋生也更为艰难……准确点说，“我的朋友”这时候过得比改造前还惨（连原来的马匹和大篷车都没了）。所有这些，寇大叔在镜头里看得十分清楚，二十分凄楚：不少吉普赛人住在棚屋里，拉家带口，孩子众多，家徒四壁；忧愁的妻子，酗酒的丈夫。你还记得那个抱着婴儿走向简陋公厕的男子吗？你还记得一个男子骄傲地牵着马走过，身边是羡慕的眼光，后边还跟着兴奋的孩子吗？这匹马在吉普赛村落的新闻价值，相当于1980年陕北农民年集上买了一辆进口轿车——这个场景里面，有丰富的社会文本，寇大叔不是在拍民俗！马在《吉普赛人》中几次以突出的形象出现，都有与此类似的意义：它象征着吉普赛人的财富。你还记得一个吉普赛男子失神地看着自己英姿飒爽的列兵照吗？吉普赛孩子背后的墙上，依然写着或贴着捷克语的字母，可能是他们正在学习的或者是以前学习时留下的，显示出他们与捷克斯洛伐克“主流社会”的一种不确定联系。确定的联系偶尔也会出现，比如警察到村子里来拿小偷，“警察”几乎是整个摄影集里表明政府还在关心“我的朋友”的唯一证据，但他们在场景的边缘，让人难忘的是戴铐子的吉普赛青年迷惘的眼……走出村子的路是如此地泥泞，“美好生活”犹如许诺过的共产主义，像卡夫卡的“城堡”一样可望不可及。

在整个的1960年代，吉普赛人奔共产主义的事儿，捷克斯洛伐克官方回避谈、民众不好谈，相当敏感，而且容易被“外国敌对势力所利用”。

那为什么又被提起来了呢？因为政治气候发生了变化。别看捷克斯洛伐克领土不到13万平方公里（其中捷克部分约7.9万，斯洛伐克部分约为5万），“二战”前却是世界10大工业国之 一，个人平均工业产值位列世界第四，是东欧经济基础最好的国家，并建立了十分成熟的民主选举制度，捷克人很骄傲。但到1960年代初，经过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其工业排名却落到了世界第12位，人均工业产值下滑到世界第五，居民生活水平提升很慢。原来捷克人看不上奥地利人，觉得他们生活差，现在反而被奥地利人超越了。1962年，捷克搞起了经济改革，总理希克试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时在捷共中央内部和社会上都出现了思想、言论自由化的倾向，这种政治开放一直持续到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捷克人称这段时间为“政治自由化”时期。特别好玩儿的是，这一时期的政治话题，不是由政治人物或理论家提出来的，而是来自于文艺界——与很多社会主义国家一样，捷克的文艺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这一时期电影界搞“新浪潮”（与法国电影的“新浪潮”无关，是彻彻底底的捷克电影的“新浪潮”），戏剧界更闹，剧本写得很大胆，有的剧本以很强的政治暗示性轰动一时，比如全部邀请非专业演员、而且全是批评政府的知名文化人演出，这个剧本的结局是这些人最后全都失踪了。最出格的还是作家。1967年6月27日，捷克斯洛伐克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上（有400多名作家出席），党员作家米兰•昆德拉率先发言，以自由与专制、人道与非人道为题的演讲直接指向官方文艺政策：“当我们谈到自由的时候，有些人就会感到不舒服，他们会说：任何自由都是有限度的。当然，任何自由都要受到种种限制。但是没有哪一个进步的时代曾经为自己的发展规定过限度……只有在我们这里，把维护禁区看做是比冲破禁区更大的美德。”② 会上还宣读了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致苏联作协的信，提出了取消新闻审查，要求给公民出国旅行、特别是出国定居的自由等热点问题，并要求“不许把人们无根据地置于流亡者的地位”。笔者一直怀疑，后来寇大叔出版的另一部著名摄影集《流亡》（Exile）与这次讨论有精神联系。

文艺界的“热闹”，实际上直接挑战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艺术创作方法。这一方法1930年代肇始于苏联、后来被强调为社会主义国家文艺创作的唯一正确方法。昆德拉在小说《玩笑》（1967）中，将这一方法对文学的影响形容为人物“不皱眉头，只带笑容”：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一出场，必须、而且也只能是笑容，因为敌人一天一天地烂下去，我们一天一天地好起来，社会主义人民即使想有什么不痛快，那也不可能嘛！你不笑，你就会有麻烦，“因为每一个人如果不表示出自己的日子过得挺美, 他就会立刻被人怀疑是对工人阶级的胜利不高兴, 或者是被怀疑为自私地沉溺于某种个人忧伤之中。”（昆德拉：《玩笑》）在这种背景下，寇大叔大拍社会主义改造失败的吉普赛人，日子过得一无所有，形同“贱民”——这当然是在呼应文艺界的“热闹”，是给社会主义抹黑，是对主流文艺思想的挑战，容易被“外国敌对势力所利用”。

当时布拉格的文艺圈并不大，哈维尔的剧本演出时，旁听导演、演员和剧作者讨论并跑前跑后拍剧照的正是寇大叔；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昆德拉专门写到女主角特雷莎拍了数百卷“布拉格之春”的照片，“有坦克、吓人的拳头、毁坏的房屋、被沾满鲜血的三色旗包裹着的尸体”，③ 这原型也是寇大叔。

这次《吉普赛人》的突然再版，并不排除与当下吉普赛人的现实遭遇有关。2011年，欧洲因经济形势不好，法国、英国、意大利等都有驱逐吉普赛人的行动，光法国就拆毁了200多个吉普赛人集聚点，将1000多名吉普赛人遣返回罗马尼亚。“我们的音乐，我们的艺术，我们的传统服饰，都被偷走了，在世界各地的演奏厅和博物馆里，它们被当作西班牙、匈牙利、捷克、法国文化展示着，我们几百年来的所有创作都被偷走了，而我们却从来没有停止过被人称为‘小偷’。” 翻着寇大叔的《吉普赛人》，想起吉普赛人作家唐娜德•李的《天咒的吉普赛人》，不免伤感。



2011年版《吉普赛人》封面

寇德卡：《吉普赛人》（KOUDELKA: GYPSIES）

泰晤士河与哈德逊河出版公司（Thames & Hudson），2011

109 幅照片，192页，有社会学家威尔·居依（Will Guy）撰写的关于吉普赛人历史及当今社会际遇的长篇文章定价：48 英镑

《吉普赛人》（Gypsies）小史：这本书一波三折，是摄影界的一个著名故事。寇德卡从1962年开始拍摄吉普赛人，1968年他请布拉格的设计师米兰·考浦丽娃（Milan Kopriva）设计了一个版本，名叫《茨冈人》，准备1970年出版，因“布拉格之春”，泡汤。1970年寇德卡来到法国，与法国摄影界有“第一图片编辑”之誉的出版人罗贝尔·德尔彼（Robert Delpire）合作，选了1962-1968年拍的吉普赛人照片60张，以《吉唐，旅行的终点》（Gitans, la fin du voyage；Gitans是法国对吉普赛人的俗称，略有贬义）为名于1975年出版，选入的照片主要摄于捷克。同年光圈出版社出了这本书的英文版，就叫《吉普赛人》（Gypsies），现代艺术馆还出了一个特殊的纪念版，这本书成为20世纪下半叶的著名摄影集。2011年的新版本照片扩充到109张，主要是在1975年版的基础上补充了寇德卡在西班牙、法国、罗马尼亚等地拍摄的吉普赛人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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